日本投降后，周佛海被戴笠诱捕，戴笠飞机失事，毛人凤接手，把他的家产敲出来不少，且仍然不依不饶，周佛海没办法，想着凭自己与CC派和陈布雷的关系，遂拉着丁默邨（《色戒》中梁朝伟的原型）和罗君强，共同签署了一份要求公审的报告书。

陈布雷作为蒋的“文胆”，经手了蒋的大部分文告，也包括那篇著名的《最后关头》：“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……”陈在侍从室二处做主任时，周佛海、张道藩和陈方是他的副手。在1941年11月3日的日记中，陈布雷写下：“李厚微君来谈周佛海有悔悟意，余严词告以既入迷途，已为国人共弃，若非自拔，无人能救，念之痛心极矣……”

1946年10月，南京高等法院在夫子庙大成殿对周佛海进行公审，围观群众达万余人，公审过程长达五小时，创下审奸史上的最高记录，并且打破对巨奸只公审一次的惯例，又进行了第二次公审，审判长认定，周佛海汉奸罪成立，处死刑。

1947年1月21日（农历除夕），最高法院驳回了周的复审状，拟在24小时内执行枪决。周夫人杨淑慧拿到终决书后找到陈方，陈方此时是国民政府文官处政务局长，自周佛海来南京审讯之后，他和陈布雷一直暗中全力营救，陈布雷此时已回上海过年，陈方对杨淑慧表态：“别着急，法院要处理佛海，一定要有公文呈文官处，我保证去把公文扣下。明天大年初一，我去黄埔路官坻拜年时会提醒此事，你放心回去过年吧。”

陈布雷也得到了消息，赶紧赶回南京，此前他就已经做通了二陈的工作，遂与二陈一起联名向蒋递上“请对周佛海减等处罪”的呈文。陈布雷还安排杨淑慧见到了蒋，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跪在地下只是哭，蒋皱着眉头说：“起来吧，让他再在里边休息一两年，我一定让他再归来的。”

蒋吩咐陈布雷在法律条例范围内想办法，陈召来陈立夫、陈方、党部秘书长洪兰友、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等人，翻遍了民国十六年来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、条例，没找到一条对周佛海有利的，最后只好由蒋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致电司法行政部，“建议”改判，由法院想办法解决。

谢冠生弄好函件，却错发到了首都高等法院，信被退回，再找最高法院，院长去找刑一庭审判长叶在均，却被顶了回来。一筹莫展之际，司法院长、国民党元老居正来到南京，老先生一贯主张大赦，明确表示：“法律解决不了，那就政治解决，由司法院呈请国民政府减刑。”

司法院签呈办妥，送至文官处，文官处再加一道签呈，上呈主席，蒋批示：“奏正后再呈布雷与芷汀（陈方）加以补充，再呈。”陈布雷重新起草了一个签呈交上去，又被退回，百思不得其解，遂去找戴季陶请教，戴不愧是蒋的结拜二哥，一看稿子就明白了，给他们讲了明代除阶指导邹应龙扳倒严嵩的故事，别把皇上牵扯进去……

陈布雷的新稿中删去了周佛海在汪伪期间与重庆多次联络、提供情报、掩护电台、协助国军反攻等字眼，仅留下在胜利后维护京沪杭一带秩序等句，果然奏效，几天后，蒋为周佛海减刑的“国民政府令”正式见报，死刑改为无期徒刑，但周佛海已被酒色淘空了身子，只挨到1948年2月14日便一命呜呼了。

2005年9月，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，陈布雷作为爱国人士获得了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给他的一枚纪念章，陈的家属将这枚纪念章捐赠给了宁波市档案馆。

陈布雷